为什么去国外养猪种地?
 

　　经济利益是主要动力：海外农场租金低，产品价格高

　　去年9月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KSG农业公司签署协议，乌克兰将向中国提供300万公顷农田，主要作为粮食与肉类的生产地，乌克兰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农场。
 

　　由于可耕地减少和人口膨胀，中国一直是最积极的海外农田买家。中国消耗全球五分之一的粮食，却只有全球9%的耕地。中国与乌克兰的协议，是有史以来中国最大一笔海外农田购买协议。2007年以来，中国已经购买了在南美，东南亚和非洲的农田。

　　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表示，近年来在国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、国外租地政策放宽的背景下，中国企业或者海外华人看到了国外土地成本低廉的机遇。随着海外务农投资现象不断增多，投资方式和投资额度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。
 

　　“除了廉价的租金外，海外农场一方面可以实现大面积、机械化操作，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;另一方面，在巴西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等地投资农业，还可以学习该地领先的农业科技，同时实现反季节性生产，保障国内产品供应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。”

　　出国务农风险不小 国外养猪种地成本不能低估
 

　　尽管海外农场具有种种诱惑，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农业的道路却并不平坦。

　　以美国为例，尽管美国农业用地价格相对低廉，农场主可以领取丰厚的农业补贴，但农场主需每年向政府支付高额土地税，税款约为政府评估地价总额的1%至3%.二者相加，成本陡增。无独有偶，加拿大农场购地费用同样低廉，但其财产税负担较重。
 

　　农业专家表示，农业关乎国计民生，因而在任何国家都极具敏感性。国内企业在进行农业投资前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沟通障碍，还应先行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当地的市场环境、风俗习惯等，不能只看到土地廉价便盲目介入，否则可能遭致亏损。

　　有在国外务农的商家举例说，在非洲投资时，经常会遇到当地优惠政策在落实时大打折扣的情况。原来承诺农业机械设备从中国运过去不收关税，但机械运抵了又变卦了。此外，当地工人的工作习惯与国内大不相同，一旦引导不好可能会引起纠纷。
 

　　新“海外殖民主义”?

　　近年日本、韩国及中国等粮食供应较为紧缺的国家，均大举在海外投资种植业以保障食品供应，这一现象一度被海外媒体被指“海外屯田”，甚至被称为“第二次殖民”。而实际上，赴海外种地面临着种种风险，并非一本万利的生意
　“海外屯田”未必能真正保证投资国的粮食安全，其面临的风险包括生产国的气候及自然环境变化、社会及政治问题，运输的成本及安全性等。当产地需要增加粮食供给而产品却要出口时，投资者与当地的利益矛盾将变得尖锐。
 

　　比如，在缅甸，中国人曹立发不幸“卷入”了缅甸联邦政府军与克钦邦地方武装的“战争”。2009年末果敢地区爆发战争，曹立发等农业开发者，只能任由农产品腐烂在亚热带雨林中。在南非、斐济，由于政局不稳，政策连续性差，一些上届政府任期内签署的协议，到了下届履职的时候被取消或变更，也会给中国企业造成损失。

　　此外，如果大规模垦植破坏环境及影响原居民生活，又会引来新问题，在现有或即将设立的国际监管之下，海外养猪种地显然不能逾矩。
 

　　海外务农的范例——日本农业

　　日本是海外种田最积极的国家之一，如今，已经和巴西、阿根廷、俄罗斯、乌克兰、中国、印尼、新西兰、美国等地的农场签订了玉米等作物的种植协议，在世界各地拥有1200万公顷农田，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。
 

　　日本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海外屯田，可谓占尽先机，但也走过不少弯路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置地种粮，但由于当时东南亚社会不稳定，政权更迭频繁，日本企业的投资几乎损失殆尽。

　　为分散政治和经济风险，日本不再大规模直接买地种粮，而是采取与多方合作的方式。
 

　　首先是和土地供应国合作。日本几乎没有完全独资的农场，大部分以共同出资的方式与当地人合作经营。外国提供土地，日本企业或农民提供资本和技术。在投资比例上，外国政府以提供土地等方式出资51%，日本以提供农业机械、基础设施的方式出资49%.日本也不直接在海外农场种植玉米、大豆等大宗作物，而是通过与当地农户签订购买合同的方式来确保供应。

　　日本不仅与土地供应国合作，也和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第三方合作。在美国、法国的跨国粮商控制了巴西大豆生产和流通之后，日本采取了“曲线救国”的方式与之合作。2006年，日本三井物产与美国的CHS、巴西的PMG贸易公司，联合成立了合资公司，借此逐步渗透至控制巴西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，最终确保本国的大豆供应。
 

　　总结：随着跨国合作的企业越来越多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，各行业资源必将朝着低成本、高配置方向流转，企业应趋利避害、警惕风险;本土企业和经销商在受到冲击时，则须灵活应对，适时作出战略调整。